二十一世纪政法理论刊物展望

系统工程，需要深入的理论研究和周密的方案设计。对政治的研究，与其他领域的研究相比，具有不同的特点。譬如对于医学来说，研究医学的学者上午在写完了医学的文章或者讲完了医学的课程以后，下午或许就出现在医院的门诊室里，这位医学家可以把他的理论直接运用到他的实践之中。然而政治学的研究不一样，由于政治学研究的对象属于一种特殊的领域，所以政治学者在写完了政治学的文章或者讲完了政治学的课程之后，一般来说他不大可能立刻就出现在某一个国家治理的实际岗位上。政治家与政治学家通常不是一身而二任的。但是，这样的一种情况并不意味着政治就不需要科学，同样也并不表明政治家就不需要政治学家。在当今世界各国，政治求助科学、官员需要学者的素质，已经打通了政治理论和政治实践的联系渠道。而作为这个渠道重要之媒体的，就是各种各样的理论刊物和其他出版物。我们希望(政治与法律)能够在建设社会主义民主政治和法治国家的进程中，充分发挥其理论和实践之桥梁的媒体作用。通过(政治与法律)这样的刊物，我们政治理论工作者可以发表自己对于政治和法律研究的成果，可以为我们的民主政治和法治国家的建设出谋献策；各级政治实践工作者也可以从这样的刊物中不断地吸收理论指导、政治知识和政治技能，不断地吸收有关民主政治和法治国家的政治意识、政治观念和政治素养。同时，我们的理论刊物还能够起到政治社会化的作用，为我们的民主政治和法治国家建设营造必须的政治文化基础。作“现代荆棘丛中一朵法的精神玫瑰”郭道晖在人类行将走完又一个一百年的时候，<政治与法律>也迎来了第一个一百期。这两件事的巧合虽没有什么内在联系，却也在编者提出的“二十一世纪政法理论刊物展望”这个笔谈题目上，找到了它们的结合点：政法理论刊物应当以怎样的姿态跨人下一个一百年和一百期?在中国的政治与学术环境下，能连续出满一百期是很不容易的。它反映了这20年来国内政局总体上是稳定的。学术自由、出版自由虽也历经风雨，常有曲折，但毕竟没有建国后前30年那样的大折腾。这有赖于党和国家的基本路线的正确，也有赖于法学界广大学者与作者锲而不舍地对科学真理的追求和对学术尊严的卫护。而作为编者，兢兢业业，如履薄冰，为求得刊物的生存发展，为保障学术自由，发挥了编辑智慧与勇气，既站在法治与法学前沿，披荆斩棘，排除路障；又善于绕过雷区，另辟蹊径。个中甘苦，是非编辑人员所难体会的。作为一个过来人，我衷心祝贺<政治与法律)创刊一百期，感谢它为中国法治与法学所作出的贡献。我也热切地祝愿在下一个100期里，这本刊物以新的面貌，继续证明其存在的价值和发展的辉煌。办一个刊物，可以开辟一个新的时代。像马克思、恩格斯办<德法年鉴}，列宁办(火星报)，陈独秀办(新青年)，毛泽东办<湘江评论)，都是他们那个时代的开路先锋。我们办法学刊物，当然不必奢望有如此开天辟地的功德。但这20年来，使中国法治由蒙昧到觉醒，使中国法学由幼稚走向成熟，不也多少得力于这些年法学刊物的鼓与呼么?其中特别是(法学研究)、<法学)和(政治与法律)这几家最早复刊或创刊并出满一百期以上的刊物，更起了率先垂范的作用。令人欣慰的还有，现在国内一些法学期刊的编者，大都是一批有思想、有抱负、有干劲、有敬业精神的中青年学者。另外，一些期刊都在扩大篇幅；一些分科专刊，如法哲学、行政法、刑法、民法等丛刊也纷纷出台，百花竞放。这都预示着在新世纪，中国的法学刊物将有一番繁荣昌盛的景气。不过，要使法学能真正开拓创新，而不只是形式热闹，仍然有赖于政治的进一步民主化和言论出版自由的法治化，以营造宽松的学术氛围。·5·须知宣传有纪律，学术则无禁区。理论期刊基本上届于学术研究范畴，而不是搞宣传。宣传的特点是按照党和国家的既定决策，加以宣扬、贯彻、传播。而学术研究则旨在忠实表达、发现客观真理。新发现的真理可能同当局的既定决策不一致或相径庭，但却正是足以补充、修正、发展既定决策或旧有真理的养料。这也是学术研究和法学刊物存在的价值所在。曾几何时，人权、法治、无罪推定、市场经济……等等被当作与主流思想相悖的异端受到批判，而现今却终于写进了党的文件和宪法、法律。这是值得执掌意识形态与宣传大权的人们慎思明辨、引为鉴戒的。作为编者，也应当象马克思教导的那样，“为真正独立思考的人们寻找一个新的集合起点”，“不怕自己所作的结论，临到触犯当权者时也不退缩”。①马克思认为，报刊应当“成为现代荆棘丛中一朵伦理精神的玫瑰花”，它应当“生活在人民当中，它真诚地和人民共患难、同甘苦、齐爱憎。它把它在希望与忧患之中从生活那里倾听来的东西，公平地报道出来；……对这些东西作出自己的判决。”①作为在刊名上就把“政治法律”合而为一的一个刊物，是要多讲点政治的，也许这是贵刊的应具特色。当今的政治，高莫高过于人民的共同意志与利益和人民权利与权力。当前的政治改革重心也在法制的改革和建立实质上的法治国家。唯此，建议贵刊，似可在政治学与法学的学术领域，增添一些政治激素，针对我国的政治与法治现实，适当增加一些“法治(或法学)政论”与时评，甚至也不妨有类似“焦点访谈”的栏目。当然，它应是从理论上针贬时弊，从学术上提供舆论监督与支持。还可以有计划、有针对性地在刊物上开展一些类似“专项斗争”的专题评论、专题讨论与争鸣。象贵刊较早发起的关于权利本位之争及其他一些问题的讨论，就很有导向和启迪意义。当然，也不要为争论而争论。此外，还可以运用一些“编者按”“编后小语”之类，“短平快”的言论表明编者提倡什么，反对什么，以推进引导法学、政治学研究和法制与政治改革的积极发展。·6·上述一孔之见，容或失之偏颇，然亦久所企盼也。注：①②(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1卷，第415~416、188、1盯页。适应时代要求，推动理论创新沈国明(政治与法律)已出满100期，作为双月刊，100期所经历的年头虽不算长，但也绝不算短。杂志已形成了自己的风格，打出了自己的晶牌。但是，风格和品牌的确立，是一个持续的过程，既不可能一蹴而就，也不可能一劳永逸。因此，在走向第二个100期时，编辑部提出对前景作一展望是很有意义的。；新世纪将要求杂志经常调整自己，以利准确定位。当今的时代充满了竞争，杂志也是。要想在竞争中站稳脚跟，必须把握和引导学术最高前沿的发展，能向法学家提供他们真正需要的信息，能对中青年法学和法律工作者具有吸引力。日本的(法律时报)是高层次的理论刊物，在日本有很大的影响。可是它认为，法是社会的一个部分，不是专家的垄断物，因此，这本专业性很强的杂志也应是专家和大众对话的地方。这种认识提示我们，杂志要不断研究读者需求的变化和社会热点的转移，通过栏目调整、增做光盘版等方式为读者提供更好的服务，以适应市场竞争，求得生存和发展。；虽然操作层面的问题仍引人关注，但是宏观层面的理论创新已成为区分杂志优劣的最重要标准。建设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是一项前无古人的伟大事业，需要解决的问题很多，社会经历变动也很大。靠过去现成的理论来解释现实生活，往往难以奏效。因此，以新的理论形态回应现实生活十分重要。如做到这一点，杂志便具有强烈的时代气息，能很好地为现实服务，也能使基础理论和应用问题的研究统一起来。反之，如不能促；；；；；；；；—；…；丫进和推动理论创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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