经典| 郑成良:权利本位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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今年是推动中国法学研究实现从“阶级斗争”范式走向“权利本位”范式的历史性跨越的“法学基本范畴研讨会”召开三十周年。为了纪念这场推动中国法学研究范式变革，在中国法学学术史上具有极其重要地位的会议，前瞻中国法学范畴研究和法理研究的光明未来。回顾三十年来法学基本范畴研究的成果，焦聚新时代中国法学研究由“权利本位”范式向“法理中心”范式的跨越升级。法学学术前沿今日推出张文显教授、郑成良教授、徐显明教授关于权利研究的经典作品和其他“权利本位”学派学者对于“权利本位”学说创新与发展的观点，以回顾“权利本位”学派的发展历程。

作者:郑成良，上海交通大学凯原法学院教授，中国法学会法理学研究会副会长。曾任:上海交通大学党委副书记、国家法官学院院长、吉林省高级人民法院副院长、吉林大学法学院院长。

来源:《政治与法律》1989年第4期。

现代法学应是权利之学，现代法制应以权利为本位，这一观点已引起法学界的关注和讨论，本文在此提出一己之见，欢迎评说。

1.我们需要一种共识。

对于生活在当代的人们而言，是否可以这样说:一个合乎理想或至少是值得尊重的法律制度，应当使人们平等地享有各种基本权利并平等地受到义务约束，应当公正地捍卫一切正当利益，既不允许以强凌弱，也不允许以众暴寡，应当充分地尊重个人的自主选择，以促成一个与人类尊严相适应的自由社会。如果我们能够对这些基本的价值观念达成共识，那么，关于权利本位的讨论就是可能的，虽然分歧在所难免，但是，由于双方有着共同的价值目标，争论就仅限于手段和技术性问题。在这里，意见的分歧不但不会妨碍彼此的理解和沟通，反而会有助于理论的自我审视。如果在争论中，这一价值目标本身尚被视为可疑，那么，我们就只有首先把这个前提性的间题解决之后，才有可能就权利本位进行有实质意义的讨论。

2.概念的界定。

权利本位是指这样一种信念:只有使每一个人都平等享有神圣不可浸犯的基本权利(人权)，才有可能建立一个公正的社会，为了而且仅仅是为了保障和实现这些平等的权利，义务的约束才成为必要，当立法者为人们设定新的义务约束时，他能够加以援引的唯一正当而合法的理由，也仅仅是这将有益于人们是已享有或新近享有的平等权利。总之，权利本位要求这样来理解权利与义务的关系:对于义务而言，权利是目的，是处于主导地位的核心，对于权利而言，义务是手段，是权利的引伸和派生物。当然，这里所说的权利的目的性和义务的手段性，只有在两者互为参照系的条件下才能成立。如果改换了参照系，情况就可能变化。例如，相对财产而言，所有权便是追求财产利益的手段，相对于违约责任而言，合同义务便成为目的，违约责任的设定是为了保证合同义务的履行。在权利和义务互为参照系的条件下，是坚持权利本位，还是坚持义务本位，可以这样来识别:如果立法者把向人民施加义务约束为首要目标，为了使人民更好地履行服从现行统治的义务，才略施恩惠，让人民享有某些权利，这就是义务本位。如果立法者把确认人民的权利视为首要目标，为了使人民的权利受到保障，才不得不向每个人施加平等的义务约束，这就是权利本位。因此，义务本位意味着尽可能多的义务约束和尽可能少的权利确认，除非必要，否则绝不使普通人的权利有所增加，权利本位则意味着尽可能多的权利确认和尽可能少的义务约束，除非必要，否则绝不使普通人的义务约束有所增加。

3.权利本位的要义之一是权利平等。

它反对传统社会中的权利义务分配状态，在那里，立法者总是倾向于把更多的义务强加给社会下层，而把更多的权利分配给社会上层。权利本位要求有一套平等待人的普遍规则，它不分民族、出身、性别、财产状况、宗教信仰和政治信念，而把各种基本的权利无差别地赋予每一个公民，只有按照法律的正当程序并在违法犯罪行为发生后(针对个体)或非常状态来临时(针对全体)，才可以对这些权利予以一定限制和剥夺。我们知道，法定权利构成了法律人格的基本内涵，它使人成为法律意义上的主体，而免于沦为被支配、被奴役的单纯客体。正是为了使这种平等权利--让每一个人都成为人的权利得到尊重，法律才有理由把义务约束施加在每一个平等权利的享有者身上。这种义务的分配同样应当遵循平等对待的原则，以使任何人都不得以非法的形式不正当地损坏他人的权利。在权利义务的分配中，如果放弃平等对待的原则，把义务约束尽可能地推给下层群众，那么，这就只能是义务本位而绝非权利本位。在根据权利本位原则对基本权利义务进行分配时，公民资格被视为唯一有法律意义的身分，一个人的公民资格一旦被确认之后，他在法律上就可以受到与其他人同等的对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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