北宋为什么能够实行士大夫政治？

北宋年间人民的生活水平很高，各种文化有了长足的发展，人民精神文明达到了一个新的高度。这与当时的士大夫政治有着密切的关联。

北宋实行的是中国历史上最纯粹的文人士大夫政治，而以北宋中前期尤为典型，这一百余年的政治模式，为后代统治者提供了很好的借鉴。

宋朝拣选治国人才慎之又慎，皇帝对士大夫高度重视

唐朝是个辉煌强大、盛极一时的王朝，但因其基本政体是武人治国，最终瓜分豆剖，形成了以军阀为核心的五代相继、十国割据局面。某种意义上说，宋太祖赵匡胤是五代之后第六代中原政权的缔造者。

与朱梁、后唐、石晋、刘汉和郭威后周不同的是，赵匡胤清醒地意识到唐及五代武人治国的弊端，采纳了谋臣赵普的建议，果断实施了“释兵权”，并逐步形成以文人士大夫为主体的政治集团。

宋初虽然战事频仍，赵匡胤也没有忽略开科取士这一拣选精英的手段，并在保留唐代科举框架的基础上，增加了“殿试”这一最关键的环节。入宋后新增的殿试，一方面体现了皇帝对文人士子的高度重视，另一方面也将人才选拨的终审权收归到皇帝手中。

《宋史·选举志》载，太祖开宝六年（973），翰林学士李昉主掌贡举考试，录取的武济川、刘睿材才质低下，且有人揭发这两个人都走了李昉的后门，引起了赵匡胤注意，于是他将这次考试的大部分举子集中到御殿，亲自主持复试考察，并最终由他亲自圈定录取人员。事后，李昉受到了严厉的责罚，从那时起，“殿试遂为常制”。赵匡胤曾对近臣说：“昔者科名多为势家所取，朕亲临试，尽革其弊矣。”到了真宗时期，又确立了“糊名”制度，即将考生的姓名、籍贯等一切可能作弊的信息严加密封，使主考官和阅卷官无法得知每张卷子是谁的，以此保证人才选拔尽可能公正。

宋朝前期的甲科进士，往往用不了多久就能跃升到宰辅高位，成为王朝的高级管理者。像卓有建树的名相吕蒙正、寇准、王旦、吕夷简、晏殊、文彦博、富弼、韩琦、王安石、司马光等人，无不是通过科考迈入仕途，逐渐成为各领风骚的政坛领袖。通过更加严格合理的科举手段为国家拣选治国人才，彰显了宋朝文士地位的极大提高。

除了在拣择人才的首要环节上慎之又慎，宋朝士子要想成为坐而论道的宰辅大臣或主管方面的高官，还必须要有从基层到高层丰富的实践和履历。以寇准为例，最初担任巴东、成安两县的知县，由于政绩卓著，升任郓州通判（地方行政监察官员），再经学士院考试合格，担任了三司度支推官和盐铁判官（经济方面官员），擢升为判吏部东铨（组织人事方面官员），再晋升为枢密副使（军事方面官员），其后担任过参知政事（副宰相）、三司使（经济方面最高长官），最后做到尚书右仆射（宰相）。宋朝其他宰辅重臣的经历虽各有不同，基本路径则是大同小异的。

北宋士大夫自觉恪守道德底线，注重个人气节和操守

北宋时的士大夫大都能自觉恪守道德底线，这在很大程度上得益于儒家学说的全面回归。宋太祖赵匡胤虽然出身军阀，但他的头脑很清醒，又善于采纳赵普等谋臣的建议，所以开国之初便确立了以儒学精华为核心的社会价值观，并将这种价值观通过科举方式加以彰扬和引导。有最高层明确的导向，士子们也渴望通过砥节砺行实现其人生价值、成为受人尊敬的君子，所以儒家提倡的仁义礼智信等儒家经典说教很快蔚成风气，并成为大多数士子自觉恪守的道德准则和人生目标，养廉戒贪、知耻后勇、忠君勤政等美德，成为士大夫的立身之本。

当然，任何社会形态里的士子都不可能完美无缺，比如真宗朝跻身高位的王钦若、神宗朝的吕惠卿、徽宗朝的蔡京，便属于孔子所说“善柔”“便佞”一类。这些人虽然得意于当时，但“公者千古，私者一时”，环绕在他们生前身后的，是正直士大夫们无尽的轻蔑和不齿。

北宋士大夫很注重个人气节和操守，他们秉持“大道之行，天下为公”的信条而敢怒敢言，不平则鸣；而北宋恰恰是个允许人们讲真话的仁义朝代，很少以言定罪。士大夫往往把气节、操守和廉耻、名声看得比利益更重，甚至比生命更重。

如仁宗朝范仲淹因开罪权贵受到贬谪，身为监察御史的欧阳修认为司谏高若讷明知范仲淹受到不公正对待却缄默不语，完全是出于私心，于是愤然写下《与高司谏书》，怒斥高若讷“不复知人间有羞耻事”。在明知不可能扭转政局的情况下，朝官余靖、尹洙也挺身而出为范仲淹鸣冤，结果是三人均遭贬斥。知谏院蔡襄为此写了《四贤一不肖诗》（四贤指范仲淹、欧阳修、余靖、尹洙，一不肖指高若讷）。据说当时汴京士民“争相传写，鬻书者市之，得厚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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