十九世纪欧洲的政治与权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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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13年出版了一本名为《1913》的书。在书中的最后一章，恩斯特·特勒尔一语成谶地写道：这是我们大家熟知的老故事，人们一直称之为进步，后来又叫它颓废，今天的人们则乐意在这故事中看到对一种新的理想主义的准备。社会改革者、哲学家、神学家、商人、神经科医生、历史学家都在这给理想主义做标记。可是他还没到来。1913年的人们热切地幻想一个理性的、色彩斑斓的世界，却迎来的是萨拉热窝的枪声与沙皇俄国的战争动员，最终走向失序与溃败。

十九世纪的欧洲是十九世纪全世界的中心，而它的遗产至今仍在影响着今天的我们。教科书上的十九世纪是启蒙与革命带来的科学的进步、理性的昌明、新的精英知识分子登场与民族国家的崛起。然而线性历史却无法使我们体认那个“美好时代”的温情脉脉与背后的焦虑——当受过良好教育、并试图获得更多权利的中产阶级与垂死的旧贵族同时陷入了阶级身份的焦灼与民族主义的狂热时，毁灭的种子早已暗暗埋下。我们或许无法与时代中人有设身处地的感受，却可以在施尼茨勒的小说、拉威尔的音乐、康定斯基的绘画中触摸到那个摇摇欲坠却依然歌舞升平的世界。

2018年年底，中信出版社出版了“企鹅欧洲史”系列，英国剑桥大学沃尔森学院院长、英国国家学术院院士所著的《竞逐权力：1815-1914》全景式地为我们展示了十九世纪欧洲的文明与滑落。所谓“竞逐权力”并不仅仅指欧洲列强纵横捭阖的霸权斗争，还意味着阶级的更迭、旧权威的被挑战、新的政治理念的登堂入室。这个世界在旧制度的落幕中登场，新的世界则在它的阴影中慢慢生成。

|访谈|

问=经济观察报

答=理查德·J·埃文斯

译=汪思涵

问：在左翼历史学家的历史观中，19世纪的欧洲列强所主导的世界带来的是殖民与灾难。可是同样在保守主义者眼中十九世纪的欧洲却为人类文明做出了积极的贡献，甚至是今天国际体系的雏形。您怎么看这两种定义？

答：至少在英国，确实有这种左右翼的分野。支持英国脱欧的人往往怀念昔日的大英帝国，怀旧情绪让他们有意忽略了帝国阴暗的一面。但我写的是欧洲历史，在书里，我将帝国视为一种欧洲现象。当时，法国、意大利、德国、荷兰、比利时都有海外殖民地，我会用比较的视角看待它们，但更将它们视为同一个欧洲现象的表现。从英国工业革命开始，欧洲在经济上占据主导地位，这是殖民帝国产生的前提，至少在这个意义上说，现代文明的发展使帝国成为可能。倘若全球电报系统、汽船、铁路没有发展出来，这些欧洲国家就不可能控制住海外殖民地。不过，欧洲列强不可能只靠武力来维持统治，而是需要当地精英的合作，从长期来看，这种政策，特别是其中普及教育的做法，为后来各殖民地的民族解放运动埋下了伏笔。正如我在书中所说，欧洲内部也出现了很大的进步，教育普及，数百万农奴获得解放，女性开始在政治和社会生活中取得平等地位，宗教上的少数群体获得平等权利，从汽车、汽船到电话、电梯，技术创新也层出不穷。

问：《竞逐权力》的第一章是《大革命的遗产》，托克维尔把法国大革命视为“国家主义的自我摧毁”，以赛亚·伯林等人也将法国大革命视作二十世纪激进的暴力革命的前奏与模仿的对象，您认为法国大革命的暴力化与法国近代的政治传统有怎样的关系？

答：法国大革命于1789年爆发。在大革命的最初几年，法国建立了民主的君主立宪制。直到1793、1794年，受战争的影响，政权才趋于暴力独裁，出现了恐怖统治，拿破仑也借机崛起。在整个19世纪，欧洲的自由派和民主派获得权力的方式有两种，一是法国式的暴力大众革命，二是英国式的渐进和平改革。在既有政权拒绝改变的地方，法国式方法会占上风，俄国就是一个例子。

问：“二月革命”能否被看作一场具有社会主义性质的革命？19世纪的法兰西第二共和国和二十世纪的魏玛共和国都是夭折的民主政权，这二者的命运有什么相似之处？

答：法兰西第二共和国和魏玛共和国都属于自由民主政体，都毁于经济灾难。19世纪中叶，法兰西第二共和国失败，是因为中产阶级看到大众民主的种种表现，深感恐惧，转而支持维护秩序的力量。柏林和维也纳的中产阶级也是这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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