北魏孝文帝钦慕南朝门阀政治，对北魏“用人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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孝文帝为什么要依照汉族传统的宗法制度来进行代人姓族的判别，并将其与汉人士族一道纳入到新的门阀序列当中去？应当说，这既和孝文帝本身对汉文化的钦慕有关，也和孝文帝改革所追求的政治转型有关。
孝文帝本人钦慕汉文化，从小就在文明太后身边接受汉化教育和儒家宗法观念的熏陶，“太后以高祖富于春秋，乃作《劝戒歌》三百余章，又作《皇诰》十八篇，文多不载。太后立文宣王庙于长安，又立思燕佛图于龙城，皆刊石立碑。太后又制，内属五庙之孙，外戚六亲缌麻，皆受复除”。
幼时的教育，加上身边又有李冲、李彪等饱学之士，造就了孝文帝杰出的文才经术，《魏书》卷七下《孝文帝纪下》载：
雅好读书，手不释卷。《五经》之义，览之便讲，学不师受，探其精奥。史传百家，无不该涉。善谈庄老，尤精释义。才藻富赡，好为文章、诗、赋、铭、颂，有兴而作。有大文笔，马上口授，及其成也，不改一字。自太和十年已后，诏册皆帝之文也。自余文章，百有余篇。
具有较高汉化水平的孝文帝，对魏晋以来的门阀政治十分感兴趣，曾和李冲、李彪、韩显宗等汉人名士进行过充分讨论，流露出钦慕南朝门阀政治的倾向。《魏书》卷六十《韩麒麟传》载：
高祖曾诏诸官曰：‘自近代已来，高卑出身，恒有常分。朕意一以为可，复以为不可。宜相与量之。'李冲对曰：‘未审上古已来，置官列位，为欲为膏粱儿地，为欲益治赞时？'高祖曰：‘俱欲为治'。冲曰：‘若欲为治，陛下今日何为专崇门品，不有拔才之诏？”高祖曰：“苟有殊人之伎，不患不知。然君子之门，假使无当世之用者，要自德行纯笃，朕是以用之。'冲曰：‘傅岩、吕望，岂可以门见举？'高祖曰：‘如此济世者希，旷代有一两人耳。'冲谓诸卿士曰：‘适欲请诸贤救之。'秘书令李彪曰：‘师旅寡少，未足为援，意有所怀，不敢尽言于圣日。陛下若专以门地，不审鲁之三卿，孰若四科？'高祖曰：‘犹如向解。'显宗进曰：‘陛下光宅洛邑，百礼唯新，国之兴否，指此一选。臣既学识浮浅，不能援引古今，以证此议，且以国事论之。不审中、秘书监令之子，必为秘书郎，顷来为监、令者，子皆可为不？'高祖曰：‘卿何不论当世膏腴为监、令者？”显宗曰：“陛下以物不可类，不应以贵承贵，以贱袭贱。'高祖曰：‘若有高明卓尔、才具俊出者，朕亦不拘此例。'
就连李冲也对孝文帝“专崇门品”的热衷态度表示不太理解，而李彪、韩显宗等人显然更认可“选贤与能”的选人办法，对孝文帝所钦慕的“以贵承贵”、“以贱袭贱”、“专以门地”等选人的倾向也并不完全认可，可孝文帝却表现出强烈的钦慕门阀政治的态度。
孝文帝还对北魏以来“用人惟才”的现象持批评态度，《魏书》卷五十九《刘昶传》载：“我国家昔在恒、代，随时制作，非通世之长典。故自夏及秋，亲议条制。或言唯能是寄，不必拘门，朕以为不尔。何者？当今之世，仰祖质朴，清浊同流，混齐一等，君子小人，名品无别，此殊为不可。我今八族以上，士人品第有九，九品之外，小人之官，复有七等。若苟有其人，可起家为三公。正恐贤才难得，不可止为一人，浑我典制。”
对“专以门第”的钦慕，和对用人惟才的批评，一正一反，充分表达了孝文帝试图仿效南朝，建立世族门阀社会的政治理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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