张居正夺情之后，给他日后的政治生活带来了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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明万历五年（1577）九月二十五日，时任内阁首辅的张居正收到了来自湖广江陵（今荆州）的讣闻，他的父亲张文明于九月十三日病逝。内阁大学士吕调阳、张四维将这一情况上奏明神宗，神宗亲颁御笔如下：

“朕今览二辅所奏，得知先生之父，弃世十余日，痛悼良久。先生哀痛之心，当不知如里！然天降先生，非寻常者比，亲承先帝托付，辅朕冲幼，社稷奠安，天下太平，莫大之忠，自古罕见。先生父灵，必是欢妥，今宜以朕为念，勉抑哀请。朕幸甚，天下幸甚。”

二十八日，礼部奉旨，张文明“著照例与祭葬，仍加祭五坛”，身后恤典，一切从厚。但是这里涉及到了一个重大的问题，明代内外官吏人等凡遇父母、祖父母丧事，自闻丧日起，不计闰月，照例要守制二十七个月，期满起复。而神宗说得十分清楚，要张居正留在身边辅政。因此，一场历史上著名的夺情风波就此引发。

神宗的态度十分明确，部分朝臣也支持张居正夺情

在宗法社会里面，政治就是教化，官吏就是师长，作为内阁首辅的张居正，首先要履行孝道，给亡父守制。因而，张居正照例咨行吏部，题请回原籍守制。吏部随即接到圣旨：

“朕元辅受皇考付托，辅朕冲幼，安定社稷，朕深切依赖，岂可一日离朕？父制当守，君父尤重，准过七七，不随朝，你部里即往谕著，不必具辞。”

神宗的这道圣旨是在九月底发下的，表明了不许张居正守制，而且没有回旋的余地。此外太后、冯保也主张夺情，以户部侍郎李幼孜为代表的不少朝臣也大力支持，让张居正以国事为重，遵旨夺情。

那么夺情是否符合传统的礼教呢？明代大学士夺情不是没有先例的，永乐六年六月杨荣丁忧，十月起复；宣德元年正月金幼孜丁忧，随即起复；景泰四年五月王文丁忧，九月起复；成化二年三月李贤丁忧，五月起复。显然，皇帝下旨夺情合乎情理。

尽管神宗夺情的圣旨已经发下，但张居正自己还是坚持守制三年，他再次上疏请求，自称“是臣以二十七月报臣父，以终事皇上。”十月初二日，神宗在下圣旨重申了夺情的理由，让张居正以国事为重。并对吕调阳和张四维说起，即使张居正再上百本，亦不能准。

这个时候，御史曾士楚，给事中陈三谟等也纷纷上书，请求张居正。夺情的局势既成，张居正没有回旋的余地，他只能承认。不过他提出了五个条件：

1,、所有应支的俸禄，概行辞免；

2、所有祭祀吉礼，概不敢与；

3，入侍讲读，在阁办事，俱容青衣角带；

4、章奏具衔，准加“守制”二字；

5、容明年乞假葬父，便迎老母一同来京。

夺情一事到了这儿，似乎已经成了定局，有了神宗、太后、冯保以及朝臣的支持，张居正留朝也应该是名正言顺了，但一场更大的风暴即将来临。

张居正边办公边尽孝，如此舍家为国，不但没有引来同僚的赞扬声，反而招来了骂声一片

夺情的圣旨一下，朝臣中马上就有了不同的声音，很多人站出来讨伐张居正。这个阵营中有两类人，一类是与张居正素无仇怨，甚至有些还是他昔日的学生和政治盟友。在张居正夺情之前，他们是一个战壕里的战友，没什么分歧。

他们阻止张居正夺情，一来是出于对封建伦理纲常的维护，读书人饱受四书五经的浸润，重礼法，张居正作为内阁首辅，万民表率，自应该带头丁忧守制，父死不奔丧的悖礼之举他们断然无法接受；二来是出于对张居正的维护，张居正出身寒微，学识过人，锐意改革，力挽狂澜，历来为广大寒门学子所敬仰。出于对偶像完美形象的维护，他们绝不允许张居正身上出现任何的道德瑕疵和人格污点。所以，这些人明知有杀身之祸，也要冒着危险阻止张居正夺情。

与第一类人情形不同的是，另外也有一些讨伐张居正的人就没有这么光明磊落了，甚至可以说是用心险恶。张居正的改革固然成绩斐然，受到百姓的拥护，但是他力惩贪腐，铁腕治吏，改革赋税，势必会损害一部分官员和地主的利益，他们对张居正恨之入骨。然而，碍于张居正的权势，这些敌对者一直没有找到借口进行攻击。如今好不容易有此良机，他们岂能轻易放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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