寿慧生：美政治精英代际转变与对华政策

美国政治精英正在发生非常重要的代际转变，这样的变化同样发生在美国对华政策精英当中。在拜登政府目前的团队中，国家安全顾问团队相较于其他部门明显年轻得多。就对华政策方面来讲，国安委中负责中国事务的朱利安·格维兹（Julian Gewirtza）和杜如松（Rush Doshi）作为“80后”新面孔尤其引人注目。

这两位年轻官员有着在中国留学和工作的经验，并且对中国有一定的学术研究成果。与他俩一起，国安委其他成员近几个月当中密集撰文或发言，显示出对华政策的一致态度——更多地强调中美关系的竞争性而非合作和接触；强调民主价值观和人权的维护；强调对美国为核心的国际秩序的维护；强调对“锐实力”的应对等等。

格维兹与杜如松的年龄和他们的中国经历，不禁让人想起特朗普政府国安委中的博明（Matthew Pottinger）和他在对华政策中扮演的角色——有些媒体甚至夸张地称其为“对华冷战设计师”。因此，有些评论家开始把拜登团队的这些人称为年轻“鹰派”的代表，关注这些人较为强硬的对华态度。

毫无疑问，无论是在政府内部还是外围，这些年轻精英的观念和主张正在对美国对华政策产生影响。随着时间的推移，他们的立场也会某种程度上重塑对华政策。尽管拜登团队的年轻精英的对华政策立场和他们对整个团队的影响尚未明晰，但仍可以从他们的言论中看出他们与老一代精英之间的区别及其根源，这将有助于理解拜登政府甚至后拜登时期的对华政策变化。但另一方面，简单给这些年轻精英贴上“鹰派”标签甚至比照博明而把他们的立场视为特朗普“新冷战”政策的延续，则很容易产生误导。一个全面理性的分析需要从多方面考虑。

首先，这些年轻的对华政策研究人员普遍不再像过去美国的“知华派”曾经认为的，中国的发展将会减少中美之间的分歧；经济联系的加深会让中国在价值观和制度上向美国靠拢。相反，他们普遍相信，中美的分歧源于难以弥合的制度甚至意识形态上的差异。这种认识决定了年轻一代精英普遍的——尽管是不同程度的——对华强硬态度和不信任感。

这种认知变化，有人认为源于中美之间一直存在的意识形态差异，但更大程度上源于这些年轻精英成长于中国快速崛起的21世纪初期，中美关系由合作接触向竞争转变的关键期塑造了他们的价值观，让他们相信中国是美国“最主要的对手”，认为需要用现实主义的态度和手段来应对中国。

其次，这些年轻精英的对华认知，也受他们对美国霸权衰落焦虑的影响。他们成长在一个动荡不安的时代，一个美国相对衰落的时代，这使他们反而更加在意维护美国的霸权。这是今天美国社会当中普遍存在的不自信和焦虑感，但在年轻精英们心中会更为突出。如果说老一代精英基于历史知识和社会阅历的沉淀，有可能会更从容地接受美国衰落的现实和历史的循环更替，新一代精英则很难有这样的历史视角和人生体验去超越意识形态束缚，从更长的时间维度思考中国的变化，从更多元的角度思考美国自身的变化和中美间的异同。

尽管如此，年轻一代美国对华精英内部也存在巨大差异，正如美国精英整体上陷入极度分裂一样，因此简单地标签化只会干扰对他们的认识。

第一，在个人层面上，格维兹和杜如松两人虽然给人的感觉和博明类似，都有长期在中国的经历，但事实上有着巨大差异。与博明不同，格维兹和杜如松进入白宫之前接受过长期学术训练和智库经历，因此对中国问题和国家安全议题有着较为扎实的学术和外交职业素养。这些专业训练显然让他们对中国的理解远比博明更为深厚，也不太容易被意识形态和政治化情绪所左右，认识到“对抗”和“竞争”之间的不同，在应对中国崛起的同时也会谨慎考虑对华政策对美国自身的影响。

第二，在团队层面上，拜登政府与前任的最大区别是专业人员主导外交事务。这种差异带来的后果不可低估。正如布鲁金斯学会研究员哈斯（Ryan Hass）所言，拜登团队当中不存在类似于班农那样热衷于将国家安全政治化的极端人士，因此在强调强硬外交的同时不会忘记合作。就此而言，拜登政府的对华政策尽管会像以往大部分新政府的初期态度一样以强硬开始，但会刻意抛弃特朗普的单边强对抗手段来重塑美国外交政策。同理，国安委的年轻官员在这样一个总体框架内会采取与博明不同的策略，将重点放在帮助拜登恢复与中国之间的外交沟通渠道上。

第三，有必要考虑到美国党派差异对美国外交和对华关系的影响，以及在这些年轻精英身上的体现。尽管美国两党和左右两派在外交方面都有各自偏执极端的一面，但是二者的最大分野之处在于，民主党人传统上尊重国际秩序和国际组织，坚持多元主义和多边主义理念，故而在行为方式上较共和党易于沟通协商。这种党派差异不可能不对这些新一代精英有所影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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