早期教父的政治思想（中）

在早期教父的政治思想（上）篇中，概述了查士丁和爱任纽的个人小传，从中看见他们在持守信仰和政治思考以及行动之间的关联。

本篇将呈现特土良、奥利金和优西比乌的故事。当我们越来越研究这些教父的政治思想时，就会对自己的观点持有更谦卑与谨慎的态度。

(Tertullian, c. 160–c. 225)

特土良出生在北非迦太基 (今突尼斯) 的一个异教家庭，从小接受良好的修辞、文学和法律教育。有关他生平的故事不少（例如说他在罗马当过律师），但大多存有争议。确定的是，他在公元197年之前归信基督，在之后的年岁中成了杰出的护教者和神学家。他的作品涉猎之广，论述之雄辩，为他赢得拉丁神学之父的称誉。晚年他不满教会的一些做法，从207年开始转向孟他努派。

特土良撰写了众多护教、神学和信仰操练上的作品，多用拉丁语写成。他早期的护教作品继承了之前的传统，呼吁对基督教宽容，驳斥对基督教道德的攻击，坚持认为基督徒对国家无害，是善而有益的公民。另一方面，在有关信仰生活操练的作品中，他强调基督徒从异教社会的分离，好逃离道德败坏和偶像崇拜。

在特土良看来，很多职业（比如参军）对基督徒来说都是不可行的。如若必须，殉道就是最终手段——“殉道者的血是教会的种子”。因为特土良自己的教会就是一个殉道者的教会，这也是他将其《护教辞》献给迦太基总督的原因。在这一作品中，特土良将前辈护教者所作的真理与习俗之分上升成为真理和法律之间的对比，批评拉丁文化中恣意使用法律来达到政治目的。

他转向孟他努派之前的另外一篇作品《论军队念珠》则主要反对基督徒加入罗马帝国的军队。有趣的是，特土良在这里集中论述的，是基督徒不应在宗教仪式的场合佩戴异教军队的念珠，而并没有告诉我们为什么他反对基督徒参军这一问题本身。大概在当时特土良的教会看来，秉持这一立场是不言而喻的。或许这跟基督徒不应流人血有关，哪怕是在神所指定可以配剑的官员的命令下。相比之下，后尼西亚教会则认可在合法权柄下有限的流血。不清楚特土良具体的论述让我们很难分析这立场前后的变化。或许，罗马帝国治下的社会机构与偶像崇拜的联系太过紧密，使那时的教会很难再去考虑除此之外的因素。

另一方面，特土良在他的《反马西昂论》中为之后正义战争的概念做了理论上的初步铺垫。马西昂是公元二世纪的异端，在其所秉持的二元论上与诺斯底主义有相似之处，也是我们现在一种流行说法的历史先驱，即旧约的神和新约的神是两位不同的神，前者属于创造、律法和审判，后者则属于救赎、恩典和良善。为了回应这种将律法和恩典对立起来的二元论，特土良强调福音书里的基督是神律法的教导者，福音书所提供的是在动机上深化和成全先前律法所要求的道德，而不是为了要废除律法。旧约中的律法架构也被视为对罪的法律约束，为了预备人接受救赎之下的内在道德。同样的论据会被奥古斯丁用在旧约中的战争上。特土良对律法的理解对之后的西方教会产生了深远的影响。

(Origen, c. 185–c. 254）

奥利金是亚历山大学派圣经学者、释经家、神学家和灵修作者。我们对他生平的了解主要来自于优西比乌的记载。

奥利金出生于埃及亚历山大的一个基督徒家庭，从小受到良好的基督教教育。公元202年，亚历山大爆发逼迫，他的父亲殉道；若不是母亲悄悄把他的衣服藏起来，奥利金就会跟随他父亲的脚步一同殉道。逼迫平息之后，他在亚历山大开始教导的工作，继前任克莱门特之后被当地的主教德米特里任命为教理学校的带领者。奥利金也由此开始严格生活，操练禁食、守夜祷告和守贫。他熟识中期柏拉图主义者的作品，并且在阿摩尼阿斯·萨卡斯的门下学习希腊-罗马的哲学和文学，与新柏拉图主义之父普罗提诺师出同门。

公元215年，奥利金从亚历山大来到巴勒斯坦，在该撒利亚主教的邀请下讲道。因为奥利金平信徒的身份，这一举动被认为违背了亚历山大教会的纪律，因而被主教德米特里召回。之后的15年里，奥利金投身于写作和学习中。公元230年，他再一次去往巴勒斯坦，被当年邀请他讲道的当地主教按立神职。正是由于这一非常规的按立（而非后世所言因为教义上的原因），他在亚历山大的校长职位和教会身份被德米特里一并剥夺。奥利金也不得不离开亚历山大，定居该撒利亚，在那里继续办学、著书、讲道，声名远博。公元250年，在罗马皇帝德西乌斯掀起的全国性迫害中，奥利金长期遭受牢狱之灾和酷刑折磨，终于在逼迫平息后的数年中因伤以殉道者的身份而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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