韩非政治思想中的法、术、势之间相互重合，但

法、术、势因为并非韩非原创，所以不可避免地存在着冲突和矛盾，它们既有相互重合的地方，又有相互冲突的地方，而且又不能代表韩非政治思想的全部。

要了解法、术、势的相互重合，就必须要先了解法、术、势的内容。法和术的含义一向比较明确，法就是图书之法，是法令法规，官府通过法来对人民进行管理，赏善罚恶；术就是阴谋权术，君主通过术来对群臣进行管理，赏功罚奸；法和术都有一定的特点。

法就是普通意义上的法令，韩非的法是有一些特点的：

法主要是由臣下执行的，管理的主要对象是民众；

法是要让民众普遍了解知道的；

法的主要内容是赏善罚恶，鼓励民众为君主和国家服务，惩罚与国家和君主的利益相违背的行为。

术是“藏之于胸中”的，是君主掌控群臣的种种方法，它分为两个方面，一是参观之术，二是任验之术。“必罚”和“赏誉”都是这方面的内容，要用赏罚规范群臣的行为，让臣下为君主的利益服务，除此之外术治还有君主要因能授官，并让臣下一人不兼两官，一官不兼两事等内容。

势这个东西实际上包含着无数不同的东西，“胜众之资也”，势是君主所有，而普通人所不及的，这样势是什么就呼之欲出了。

势就是君主地位所带来的威权，威是掌控军队所带来的威势，权是掌控财富所带来的权势，他们在君主的掌控下代表着权力、财富可以衍生的无穷无尽的东西。

正是因为势是物，所以可以像国家一样以术御之，而且正与韩非给民的职能耕战相对应，君主要求民做的，正是增加自己威权的事情。如果

势

是威权的话，那么势治的含义就很明确了。

韩非所强调的是人设之势，那么势治就不是简单的高下相倾了，而是君主利用自己的威权，管理国家，是君主利用自己所拥有，而别人所没有的威权，利用人普遍存在的趋利避害之情，设定人为的利害，这就是人设之势，所以势治就是用赏罚治理国家，这就是势治在韩非思想中的含义。

法、术、势三者有一个共同之处

:

它们都要通过赏罚才能发挥作用。势治本身就是君主设立赏罚，用赏罚治理国家；法治是君主制定的，主要是臣下执行的，在一部分臣下和所有民众范围内的赏罚；术治是君主使用的，在群臣范围内的赏罚。

虽然术还包括参观之术，但是参观之术并不能直接对臣下进行管理，无论参观之术多么复杂，它都只是了解群臣实情的一种手段，而不能直接对群臣进行管理，所以术治的核心还是任验之术。

这样看来，法、术、势内容是一致的，都是用赏罚管理国家；代表的利益是一致的，都是君主的利益，他们只是使用的对象不同，而其实质却是一致的。既然实质是一样的，其实用一个赏罚就能对法治、术治、势治进行概括了。

法、术、势都不是韩非首创，而是他对前代法家的继承，这就导致韩非的法、术、势思想存在种种矛盾，不能达到完全统一。这种矛盾主要表现在两方面，一是法、术、势的使用范围在《韩非子》一书中是存在矛盾的；二是法、术、势的内容本身就存在矛盾。

术和势的范围和概念也应该以韩非书中总结性的、较明确的语句为准，而不是以韩非经常法、术并列或是法、势，术、势并列的章句为准。

这样选择是有原因的，因为韩非的法治思想一定与当时的时代现状紧密相连的，而且秦国统一六国后一定程度上实践了韩非的思想，如焚书坑儒，所以我们可以通过秦代的律法内容了解韩非法治的范围。

而秦代的律法是有所保存的，从目前出土的秦代法律文献来看，律法分为四大类别：民政、食货、兵、刑，而没有对群臣进行管理的专门律法，所以韩非所指的法治，应用的范围应该是民众。

至于官吏触犯法律被责罚时，官吏不是作为君主的臣子身份受到处罚的，而是作为执法者治下民众的身份受到处罚。

所以法律具有普适性的同时，君主又能单独用术来管理官吏，只有这样，韩非思想中法、术适用范围的矛盾才可以化解。

正是因为法术势之间存在种种矛盾，所以再用法术势为突破来说明《韩非子》是有问题的，需要寻找新的突破口，分、必、情、实就是这种尝试的产物，它们与法术势也有着紧密的联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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