欧洲文化中，君主专制政治是最大悲剧，对大多
今天小编要带给大家的文章是有关于在上个世纪欧洲的一些法治文化。话不多说，快点和我一起看看今天的文章内容吧！
不仅批评现存制度是犯罪，说到群众，那么，他们的独立思考也应当视为犯罪。独立思考是多余的，所以要采取最合理的矫正办法：哪儿有理性出现，就得拿棍子把它打死。作为一种预防手段，这办法既有效又简单，因为人人知道，死人是不会思考的。到处把理性虐害致死的最歹毒的棍子，是书刊检查制度。君主专制主义把书刊检查制度运用得十分纯熟，以致圣经和祈祷书(在天主教国家还加上圣徒列传)成为几代人惟一能读到的书籍。例如在巴伐利亚，有二千五百座教堂、二百座修道院和五千名僧侣，却没有一个世俗书籍的出版商。有一次，居然有个勇敢的人开办了一家出版公司，但是当局马上给了他一个下马威。
结果，作为意识形态反映，在宗教中占统治地位的是最严格的正统思想，其最高原则是“一切都是天意，要不是主的意旨，连麻雀都不会从屋顶掉下来”。同时，不管是穿着新教牧师的长袍，还是剃成天主教僧侣的发式，正统思想都是一样的严格。耶稣会士教导说：“谁想得到上天赐福，就得把理性捆起来。”根据上下文判断，这里所说的理性，就是对现存制度的批评。这种状况的后果不难想见。学术僵化，被无聊空虚的形式主义压制得喘不过气。到处(不仅是在下层)是不可思议的愚昧和骇人听闻的迷信。被正统思想压迫制服的心智走向麻木的俯首帖耳和听天由命，表现为(在德国尤甚)极端的庇斯特主义。
“庇斯特思想是三十年战争的后果，是德意志民族这场血腥灾难引起的贫困不堪在宗教方面的反映。通过庇斯特思想，德国市民公开宣告他们的破产：他们再也不想同土地打交道了，只想求助于上天。”(梅林语)三十年战争以后崛起的君主专制政权采取的种种措施未能解放民众的灵魂，让他们摆脱这场噩梦。相反，君主专制政权竭力让这噩梦生根，以致民众在一百多年内完全绝望，以为人间永远不会有美好的未来。大地成为悲伤的荒谷。17世纪到处成立的兄弟会和姊妹会等宗教团契便是这民众普遍绝望的产物。
在这样的政治社会环境中，有哪个国家机关是廉洁的，那倒是个异乎寻常的奇迹。廉洁的或许是国家雇用的最卑微的更夫。奇迹当然没有出现。既然每个官吏的职位都是买来的，那么，要他办事也得付钱。这一来(我们只说司法机关)，自然一贯是谁付钱付得多，谁的权利就能得到保护。所以，只有坏蛋生活得好，只有他们能得到尊荣。有骨气的人容易被人鄙视。表现出骨气，甚至被视为犯罪，予以相应的惩罚。柯耶伦和赫尔博尼两位军事参议官由于反对上面提到的波兰“日耳曼化”，前者立即被降职，而后者不愿停止抨击那些骗子，被关进马格德堡要塞，罪名是他“有不能容许的、导致动摇秩序和安宁的人事关系。”
这里不妨加一句，凡是执行同样职能的城市共和国，也形成了专制政权形式，造成了同样的道德后果。只要一提威尼斯便已足够。威尼斯专制政府在17、18世纪的残酷，不亚于法国和德国。总结以上所述，我们可以得出一个结论：君主专制政治的历史是欧洲文化最大的悲剧。念及这条伤心的道路对大多数民族都是历史必由之路，我们才能获得些许安慰。更叫人高兴的是：到今天，君主专制政权的覆灭在各国都已指日可待，由于历史情势的根本变化，连暂时的复兴都已不可能做到。
如果你问，是什么原因决定了君主专制政权手段的残酷，为什么残酷总是伴随着专制政权，那么应当回答，是上述历史状况的先决条件造成的。那权力的粗暴的获得以及粗暴地运用直至它的末日，都是这些先决条件的结果。君主专制政体的产生无疑是历史的必要，而中央政权的形成甚至是个重大的进步现象。然而，君主专制政权并不是有机形成物。这是同社会生产过程没有联系的政治形势。惟有那些这样或那样参与生产过程的政治形式才可称为有机形成物。君主专制政体只是一种政治可能性，所以，归根结底，只是依附在社会机体上的寄生物——即使在它的革命时期，此话也是正确的。君主专制政体是上升的金钱阶级和没落的封建世界进行阶级斗争造成的政治可能性。争霸的双方相持不下，结果渔翁得利，君主专制政体就是这样个趁机攫取自己利益的第三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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