魏晋政治与族群︱中世的起点：五胡十六国
在中国漫长的历史之中，有一段被称作魏晋南北朝的时代。这是将三国的曹魏、东西两晋、刘宋以降的南朝、北魏以降的北朝等几个朝代名称汇总而来的称呼。五胡十六国虽未直接出现在“魏晋南北朝”一词之中，但事实上也包含于这个时段之内。或许由于有了“东晋十六国”的统称，且五胡十六国的史料主要出自《晋书》载记的缘故，魏晋南北朝的“晋”字，也就涵盖了五胡十六国。虽然在“魏晋南北朝”一词中未能直接体现，但五胡十六国，其实是历史上非常重要的一个时期。
魏晋南北朝的开端，如文字所见，是魏晋王朝。对于日本的中国史研究而言，特别是对京都学派而言，魏晋时代是一个受到重视的时代。因为京都学派认为，汉魏革命是中国“中世”的开端。这是对曹魏取代东汉的革命做出的高度评价，这一观点主要基于宫崎市定先生的看法（宫崎市定《大唐帝国》等）。但实际上，京都学派的始祖内藤湖南先生的区分方法与宫崎说略有不同。内藤先生在“古代”“中世”“近世”之间设定了过渡期，他认为，“古代”终结于东汉后半段，东汉后半段至西晋为过渡期，五胡十六国至唐中叶为“中世”。据内藤先生所说，中世是（在中国文明的刺激下）“外部种族自我觉醒之后，其势力反向作用于中国内部的时代”（内藤湖南《支那上古史》）。也就是说在他看来，比起汉魏革命，外部种族——胡族的动向，更具有时代划分价值。
内藤湖南《中国史通论》
在日本学界，曾存在着以宋代为中世还是以六朝隋唐为中世的争论。这一争论，基于内藤湖南所提出的“唐宋变革论”（出自内藤湖南《概括的唐宋时代观》），部分学者认为唐宋变革是中国“古代”到“中世”的变革，而另一部分学者则认为是“中世”到“近世”的变革。时至今日，在这一争论已然退潮，学界没有统一看法的情况下，对于中国古代分期的研究也减少了。本文无意深入讨论时代分期争论。笔者在此仅是想强调，汉帝国以前与五胡十六国之后的中国古代社会性质完全不同。如后文所论，由五胡十六国至唐代的诸多政权与此前的中国历代王朝存在极大的特征差异。如果用“古代”“中世”“近世”对中国古代社会加以分期，则很难将汉代与唐代放入同一分期之中。而如果承认唐宋变革的存在，那么汉、唐、宋时代归根到底还是应该理解为“古代”“中世”与“近世”。
从京都学派的观点来看，可以称为古代帝国和中世帝国的汉和唐，分别是中国“古代”和“中世”的终点。不过，匈奴之于西汉，突厥、回鹘之于唐，都是同时存在于草原世界上的“敌国”（此处强调“对等国”，而非“敌对国”之意）。匈奴在西汉建国时曾经打败高祖刘邦，一度占据了上风，但由于武帝发动的对匈战争，匈奴的绝对优势地位被打破。经过一番曲折的过程，匈奴最终臣服于东汉王朝。在整个曹魏、西晋时代，类似的情况一直持续着，而灭亡西晋的，正是诞生于匈奴的汉政权。但一言以蔽之，西汉初期的匈奴和灭亡西晋的匈奴，并不完全相同。在冒顿单于率领下击败高祖刘邦时的匈奴，具有很强的草原帝国色彩。而灭亡西晋的匈奴，自称汉皇帝，极具中国式的国家特征。
三崎良章《五胡十六国》
一
一般认为，五胡十六国始于公元304年李雄（成）、刘渊（匈奴汉）的自立，终于公元439年北魏统一华北地区。然而，公元304年后所开启的，不过是五胡开始建立中国式王朝的契机。作为五胡十六国主角的各胡族集团的历史，从很早以前就已开始一脉相承了。特别是自东汉以来，内迁至王朝郡县范围内的胡族，在东汉末年及魏晋时期的历史中，已经扮演了重要的角色——尤其在军事方面。
由此看来，五胡十六国的开始，关键意味着胡族史作为中国史的主角登上了舞台。以匈奴为例，在比汉帝国的存在时间还要悠久的匈奴的最晚期，他们将皇帝制度和中国式官僚制为代表的中国王朝式的产物，引入了自己的国家体制。这就是五胡十六国时代的特点。日本川本芳昭先生曾指出一个重要的时代特征：在五胡十六国之后，那些在汉、魏、晋的世界中曾被目之为“夷狄”的人群，已经变成了“中华”（川本芳昭《中華の崩壊と拡大》）。值得重视的是，这里判断“夷狄”“中华”的价值标准，是基于汉、魏、晋世界的认知，本文暂且称为汉帝国式的标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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