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机会成本角度看隐性采访存在的必要性

一、研究背景

根据我国《广播电视辞典》，隐性采访被定义为隐藏记者身份与采访目的的采访方式。隐性采访首先起源于西方国家，1994年，以中央电视台无极假阿胶报道为标志性事件，隐性采访在我国开始被使用，该年被称为我国隐性采访元年[1]，其后在新闻界得到越来越广泛的运用。

隐性采访是一个跨越新闻媒体与法律两个重要的社会公器之间的词汇。在能够帮助记者获得某些极不易获得的信息以完成新闻报道的同时，隐性采访也游走在法律的边缘，甚至已经超越法律的红线。这使得隐性采访在曝光负面新闻事件受大众所肯定的同时，又因其操作不合乎法规伦理而屡屡遭学术界和法律界诟病。而因其复杂性，我国法律尚未出台专门针对隐性采访的相关法律条文。

任何事物都有两面性，隐性采访之所以具有如此大的争议性，乃是因为其“食之有味，弃之可惜”。故而，本文引入“机会成本”（Opportunity Cost：经济学术语，指当把一定的经济资源用于生产某种产品时放弃的另一些产品生产上最大的收益。定义来源：《西方经济学》），根据该定义，只有当实际收入大于机会成本时，生产决策才是合理的。

在本文的情境下，选择隐性采访而将失去的其他最大收益即为隐性采访的机会成本，所得到的即为实际收入。本文从经济学的角度来算一笔账，尝试分析隐性采访失去的是什么，而又得到了什么，将两者进行衡量比较，得出隐性采访是否具有必要性。

二、机会成本之媒体层面

（一）选择隐性采访的机会成本

1.新闻职业道德的维护

对于新闻媒体领域而言，采访是一个需要媒体采访者与受访者合力完成的双向行动。而选择隐性采访则是由采访者单方面粗暴抹杀了受访者选择表达或者不表达的权利，破坏了采访本身双方的和谐空间，这与新闻职业道德操守是相悖的。如若不选择隐性采访，则能够避免由隐性采访带来的对新闻职业道德规范的破坏与伤害。

2.媒体形象的保全

一些媒体利用偷拍偷录等隐性采访的方式故意制造噱头，来赚取关注度，从而赢得商业利益，极大破坏了新闻媒体在民众心中的形象，降低了民众对于媒体的信任度。最为著名的例子便是美国历史上著名的“黄色新闻”。在吸引眼球的同时，自身形象也日渐坍塌，逐渐失去了大众的信任。因此，不选择隐性采访，媒体形象在这一方面的污点将会大大减少。

（二）选择隐性采访所得

1.媒体公信力的增强

媒体公信力的增强与媒体形象在一定程度上受到破坏二者之间并不矛盾。区别就在于在运用这一手段时到底出于什么样的目的。如若出于保护社会公众利益，则媒体在公众心中的公信力会得到加强，反之，如若出于私人利益诉求，不顾社会风气和道德，则是对媒体形象的损坏。从20世纪90年代中期开始，我国新闻媒体记者多次使用隐性采访，例如著名调查记者王克勤在调查兰州证券黑市狂洗股民初期时，也是扮作投资者进行暗访以获取黑市作假证据，同时央视记者暗访曝光甘肃16 亿扶贫公路变豆腐渣工程中，记者也对相关政府部门进行了暗访等。这些新闻报道都增强了公众对于媒体维护公众利益的信任和信心。

2.政府监督的补位

自改革开放以来，处于转型时期的中国，社会各方面经历了或者正在经历着深刻的变革，其中涌现出的社会问题更是不少。在政府相关监督机制尚不够完善的情况下，媒体对发展过程中社会负面新闻事件所担任的舆论监督功能则很好地对此进行了补充，有利于社会机体的健康发展。

（三）媒体层面对比结论：隐性采访利处更大

就媒体层面而言，在中国境内，隐性采访对媒体公信力增强程度要大大强于瓦解程度，原因如下。

1.不同于美国新闻媒体独立于政府的体制，我国对大众传播媒介一贯坚持喉舌论，媒介为党和人民的喉舌[2]。我国的新闻媒介必须把正确的政治方向放在第一位，致力于宣传党和政府的路线、方针、政策，把握正确的舆论导向，倡导社会主义建设。上到国家媒体，下到校园媒体，无一不有层层严格的把关者。虽然也有其他媒体侵犯他人隐私只为商业利益的情况出现，但总体而言，基于我国国情，类似于19世纪美国大肆泛滥的黄色新闻，也就是隐性采访被滥用而导致新闻界出现的巨大乱象，在中国几乎没有生长的土壤。因此，进一步总结，中国隐性采访被运用于直接有害于社会公序良俗新闻报道的比例非常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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