儒家音乐美学思想中的乐与政

儒家的音乐美学思想大部分集中在《乐记》中，《乐记》是我国先秦时期音乐美学思想的总汇，也是我国最早最珍贵的音乐美学专著。自西周以来，便形成了“乐与政通”的思想，儒家学派在长期的发展中，深刻贯彻了这一思想。《乐记》第一次较明确地论述了音乐和政治的密切关系，儒家的音乐思想肯定了政治对音乐的影响，认识到有什么样的政治，就有什么样的音乐，音乐应该为政治或者统治阶级服务；反过来，它又强调音乐对政治所起的作用，认为音乐可以体现政治，也可以巩固政治。

一、 政治对音乐的影响

《乐记·乐本篇》说：“是故治世之音安以乐，其政和；乱世之音怨以怒，其政乖；亡国之音哀以思，其民困。”[1]340-341说的就是有怎样的社会生活便会有怎样情调的音乐，不同的政治体制决定音乐的存在状态。政治对音乐的影响主要可以从以下几个方面来谈。

(一)影响音乐的内容和形式

1.影响内在的思想感情

政治对音乐内容的影响，主要是从影响音乐内容所要表现的思想感情而延伸开的，内容符合统治阶级要求，体现统治阶级意志的音乐，他们便会大力推行，反之则会排斥。

例如，为了统一人民的思想，巩固统治，周朝制定了一种称作“采风”的搜集民间歌曲的制度。该制度表面是通过采风收集民意，以便改正施政中的错误，达到巩固统治的目的，实际上是统治阶级将搜集起来的歌词内容进行审查，是否违反当时的政治要求。如不违反，则对选中的歌词进行利用，为宫廷音乐提供素材；反之，统治者们就会对之作歪曲的解释，对原词进行篡改，让其最终符合统治阶级的意图和目的。

利用政治来改变音乐的内容，歪曲内容所要表达的思想感情，在各个时代都是非常多的。用政治影响音乐内容所要表达的思想感情，是统治者维护和巩固统治的重要手段，也是政治对音乐影响的一个重要方面。

2.规范外在的表现形式

政治对音乐形式的影响，主要体现在用制度来规范音乐的表现形式。历朝历代的统治阶级都会制定一系列的制度来加强对社会的管理，对人民的统治，根据政治需要制定的音乐制度严格地规范着音乐的外在表现形式。

如，统治阶级为不同阶级和不同等级的人规定了应用音乐时的制度，要求不同场合演奏不同的音乐，对乐队编制的规模、排列形式和乐器的数量等都作了严格的规定。《周礼·春官·大司乐》里规定，王的乐队和使用的乐器，可以按东西南北，排成四面，诸侯的排成三面，卿和大夫的排成两面，士的只能排成一面。关于舞队的人数，《说文·新附字》中说：“王的舞队为64人，诸侯的为36人，大夫的为16人，士的为4人。”[2]53-54又如，统治阶级规定雅乐音阶为正乐，宫廷音乐必用，与民间的五声音阶形成鲜明的对比。另外，统治者的爱好也决定着音乐的形式，唐朝的统治者喜欢五言、七言这种律诗和绝句的形式，因此唐朝的音乐形式以其为主；而宋朝以文官居多，他们爱好长短句的形式，因此宋朝的主要诗歌形式为宋词，在音乐上就是词调；到了元代，统治阶级爱好杂剧，因此繁荣的元曲就是当时音乐形式的集中体现。

政治影响音乐内容和形式，也规范着音乐的内容和形式，统治者通过这种方式达到维护、巩固统治的目的。

(二)影响音乐的发展

政治的好坏直接影响音乐文化的发展，开明的政治促进音乐的发展；反之，腐朽的政治则延缓音乐的发展。政治对音乐发展上的影响，可以从两个方面来看。

1.政治促进音乐的发展

汉武帝时期，经济繁荣，国力强盛，达到了西汉的全盛时期。西汉的乐府是继承秦制而建立起来的，它的机构随着政治、经济、文化的发展而得到了扩大，汉武帝时，乐府的全部工作人员曾多达近千名。汉乐府的工作范围很广，如搜集民歌、整理和改编曲调与歌词、编写军乐、训练军乐队等等。从秦、汉至南北朝这段时间，中国的音乐艺术迅速发展，并有了质的飞跃，为隋唐音乐的辉煌发展铺平了道路。

唐代贞观之治(627—649)与开元盛世(712—741)为唐代的文化艺术空前发展准备了物质基础。由于政权的统一和经济的繁荣，人民生活富足，眼界开阔，长安也成了当时亚洲的音乐文化交流中心，这也促进了音乐的发展，记谱法和音乐理论有了很大的提高。在唐代，音乐机构更加健全，有掌管雅乐和燕乐的大乐署；有专门掌管仪仗中的鼓吹音乐的鼓吹署；有管理乐工的培训与领导艺人的教坊；还有专门演习法曲的梨园[2]214-215。这些机构都是由当时的统治者建立的，直接反映了统治者的意图和目的，也反映出了统治者对音乐的控制和利用。后来各朝代建立的“乐府”以及其他的一些音乐机构从不同方面、不同程度上对音乐的发展都有一定的促进作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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