历史的先声，政治变局中商人的生存困境
冯筱才：《在商言商：政治变局中的江浙商人》
上海教育出版社，2019-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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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内容简介 -
《在商言商》跳出强加给近代中国商人的“资产阶级”“民族资产阶级”这类政治标签，解答了他们是否想构成一种独立的政治力量，在政治上有所作为。非常态的政治变局中，保护产权和维持秩序是商人最为关心的，也是决定商人对待政治态度的关键。因此，民初商人游走于公共政治与私人商业利益之间，并没有形成类似西方的政治参与。此书是《政商中国：虞洽卿与他的时代》的前篇，真实描摹了近代中国商人群体的心理与行动，祛除了政治话语中对他们的想象与定性。
- 作者简介 -
冯筱才，1970年生，华东师范大学历史系教授，博士生导师，著名历史学者。2009年入选新世纪优秀人才支持计划，哈佛燕京学社2009-2010年度访问学者。著有《在商言商——政治变局中的江浙商人》《政商中国：虞洽卿与他的时代》《北伐前后的商民运动（1924-1930）》等。
【目录】
第一章 绪论
商人与政治：一个老问题
谁是商人？
从“上海”到“江浙”
什么是“政治”？
“产权与秩序”：一个新的研究框架
第二章 晚清以降江浙区域社会变迁中的商人
晚清国内政治、经济的演化
从“轻商”到“重商”：商人地位的嬗变
经济民族主义与私有产权制度
晚清社会变迁中的江浙商人
第三章 有秩序的“革命”：辛亥革命前后江浙商人政治行动的重新考察
商人对革命的态度：一个事前的分析
革命爆发：商人的反应与“参与”
革命的“背离”
第四章 江浙商人与地区社会变乱：以“齐卢之战”为中心
江浙商人与东南和平运动:1920~1924年
战乱中江浙商人的损失
江浙战争的爆发与商人的应对
商人与战事结束及善后
第五章 从“五四”到“五卅”：民族主义运动中的江浙商人
辛亥革命后民族主义运动的发展
运动发生与商人罢市
罢市的维持与结束
抵货运动的开展
抵货运动中各方利益分合与态度变化
抵货运动中矛盾的激化与运动的结束
第六章 民初江浙商人的“政治参与”与政治地位
动荡政治中的商人应变
“责任群体”与社会秩序的维护
官商关系与民初江浙商人的政治地位
第七章 结论
产权、商人与政府：1927年前后的比较
秩序：商人的不绝追求
在商言商：“资产阶级”幻影背后的近世中国商人实像
为什么每当发生革命、战争或者民族主义运动时，商人便会要面对一个财产保护的问题呢？这既是历史上商人坎坷命运的延续，亦是晚清以来日益严重的“国家”与“私利”的矛盾冲突所致。其中的关键又是商人的私有财产权从来都未有明确法律地位的保护。民国初年，民间虽有一些微弱的保护私有财产权的呼声，但政府始终未能以专门的法律制度加以规定。关于私有财产制度的争论却愈来愈成为时代性的问题。当激进的社会思想变成了政党的理论，对私有财产权的冲击便不仅仅停留于纸面的讨论，而可能演化成政策的实行了。
自清政府提倡以“强国”为目标的重商主义以来，在“兵战”不利的情况下，“商战”救国成为朝野上下的呼声。经济问题的“泛政治化”或者“泛道德化”，使商人们已很难理直气壮地把“赚钱牟利”作为公开宣示的目标，而须借助于所谓“商战”或者其他口号。但是，我们必须看到，这种经济民族主义，是服务于“国家强盛”的目的。当革命党人或者军人、学生以“爱国”为号召，要求商人为“国家”作出牺牲时，从可以利用的道德资源上来讲，商人并无抵抗的理由。尤其是20世纪20年代后，民族主义思潮愈趋激烈，政治民族主义亦日益与经济民族主义合流，商人们便处于一个前所未有的政治社会生态中。商人想以“商战”来赚取利润，但同时又不想“国家”侵害自己的财产，现实中便不大可能做到。一片混沌之中，商人便把“保护财产权”的行动化于他们的一些政治应变行动中，如所谓“参加”革命与民族主义运动，努力拉拢武装军人，争取在地方上实现局部的安宁。但是，这些个人的努力并不能形成制度化的私有财产权保护，其成本亦太高。从另一个角度，我们可以看到，民初对商人私有产权的冲击，其主动者往往还不是政府，而是一些激进的社会力量，如学生、党人等。在当时的环境中，他们为了使自己的行动“合理化”，所依恃的便是“道义”的力量，尤其高举“爱国”的旗帜。因此，我们可以在某种程度上将商人的保护产权的要求视作“法律范围内的诉求”，而学生等人的要求则是基于超越法律之上的“道义”。于是，法律与道义便发生了冲突，商人之合法行为由于不合道义而可能遭到攻击，甚至被游街批斗。在此过程中，“政府”态度游移，虽然亦有人将此类行动斥之为“非法”，但是多数人仍认为学生的行为基于“爱国”之情，可以理解。于是激烈的非法举动便获得了合乎情理的认可，法律则被置于特定的道义之下，“私利”在“国家”面前亦无法得到其地位。因此，如何解决“国家”与“私利”间的冲突，在笔者看来，是商人私有产权保护问题的关键所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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